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历史

  • 时间:
  • 来源:自治县
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是甘肃东南部惟一的回族聚居区,但回族聚居区的形成,主要还是清穆宗同治年间(1862-1874年)陕甘两省回民反清斗争失败后,清政府把被迫投降的官兵安置到张家川后,形成了回族聚居区。

张家川从元明开始,已有少量回族居住。依据一些零星史料推断,其一部分是1225年成吉思汗在结束第一次西征时,将被征服国家的“回回”群众编成卫军、亲军、“探马赤军”等,协助蒙古军队作战。或派遣到各地驻防,或在中国的西北部屯兵垦田,日久便散居各地,这些人在内地有的经商、有的从事各种小手工业。其中有一批“回回”便进入张家川定居屯垦。据《元史》记载,元朝因多次移军屯田和军队的不断转移,众多的“回回”军散布西北各地,他们就地驻扎屯垦,亦兵亦农,垦田备战,后因军队编入民籍,成为民户,与当地汉族联姻结亲,有一部分定居生活在张家川地区,从事农业生产。第二部分是据《明史》记载,明成祖永乐年间(1403-1424年),成祖朱隶对海外边远诸国招徕怀柔,使西域贡使、商人由新疆吐鲁番、哈密等地进入河西走廊直至关中,岁岁不绝,且有留居中国的,不仅经商,还定居为农。张家川位居关陇交通过往要道,是农商具茂的地方,一部分商人在经商往来中留居,使张家川逐渐形成了回汉民族杂居的情况。到清代中期,由于一部分回族后裔,先后以投亲靠友、经商开店、做皮毛生意等方式,选择有回民居住的村落和集镇定居,境内汉多回少,有“汉七回三”之说,当时,境内大部分为荒山大林,耕地少、居民稀。群众多以一姓一族为聚居处,形成“大分散、小聚居”的回族村庄,回族人数约占当时总人口的1/4。主要分布在境内东关、西关、上磨、刘堡、梁山一带。

张家川形成回族聚居区的主要原因是,清穆宗同治年间(1862—1874年)西北回族反清斗争失败后,清政府把被迫投降的官兵安置到甘肃清水、秦安两县境内的张家川镇、恭门镇、龙山镇、胡川、刘堡、平安、张棉驿、川王、连五、梁山、阎家等15个乡镇。他们大多利用已逃亡或迁徙汉民所遗留的村庄或屋舍居住,被安置在张家川的降清回民军共有三部分:一是李得仓部。李得仓在宁夏固原肖河城降清后,其所部“南八营”官兵及群众,共有9.62万人,被安置在张家川的有3.1万人,他们有张家川本地人、礼县盐官人、秦安莲花城人、陕西固关人、陕西巩昌人、甘谷人等。二是崔伟部。清政府将在西宁之役失败后被迫投降的崔伟部,即陕西风翔籍回民军和眷属共1万余人,安插在清水、秦安两县境内的恭门镇、张川镇、龙山镇。他们是陕西凤翔“三十六坊”人、陕西麟游、渭南人、华亭神峪河人、灵台人、陕西澄城人。三是毕大才部。毕大才西宁兵败投降后,被安置在张家川地区的官兵及眷属共有3280人,他们多为泾阳、三原、蓝田人,集中在今连五乡境内。至此,张家川地区的民族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,由以前的汉民多回民少变为回民多汉民少的回族聚居区。此后,陆续又有回族后裔、亲戚因逃荒或经商留居张家川镇、龙山镇、胡川乡、木河乡一带。民国26年(1937)抗日战争爆发后,又有河南的张、马、丁、白等姓皮毛商20多户连同眷属迁到张家川定居,还有因逃荒、经商留居到张家川的外地回族群众。共同形成了一个以张家川镇为中心,人数较多,面积较大的回族聚居区。

清政府把这几部分回族群众安置到张家川地区后,便计口授田,督其耕种,由官府出资配给农具、耕牛、籽种。耕牛一般是三家或五家一头。同时,清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,控制这些新被安插的回族群众。他们曾普遍设立十家长、百家长,由官府直接统辖。并给各户发给良民牌,以备随时检验。当地回族群众不能擅离居处,有事外出者,须经十家长、百家长许可,并由他们上报官府备案。有人擅自外出,十家长、百家长须上报稽查,并予处分;如知情不举,则重加惩处。被安插的回族群众亦不能擅自接纳外来回族群众,有要求前来定居者,即当上报官府,由官府询问后再行决定。

在贫瘠、偏僻、荒凉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下,生息于此的张家川回汉人民靠自己的勤劳、勇敢在这块土地上顽强地生息发展了起来,他们征山治水、战天斗地,开发和建设着自己的家园。至1953年7月全县共有人口134645人,其中,回族107716人,占人口总数的80%;汉族26919人,占19.99%;其他民族10人,占0.01%。1964年5月第二次人口普查时,全县共有人口131762人,其中,回族89186人,占人口总数的67.7%;汉族42576人,占32.3%,与1953年相比减少了2883人。1982年后,回族人口有了较大的发展,1990年5月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中,全县总人口数与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,八年增加了39692人,增长18.49%,平均每年增加4962人。至2006年,全县共有人口321513人,其中,回族222746人,占人口总数的69.28%;汉族98767人,占人口总数的30.72%。

口承史料所知,在清同治以前张家川城有东西之分,东城住有张、苏、魏三大姓,西城住有汉族;龙山镇城内汉多回少,在洪、年、桑、李四大姓中,只有李姓才是回族。从这则史料我们分析:清同治以前张家川城的回汉民族存在戒备心理,原因是回汉民族分东西城而居,并非回汉同住一城,可见回汉民族关系因东西城分开而有隔阂。而龙山镇城内的回汉民族以杂居而处,民族关系总的形势是团结。当然,民族关系并非能用简单的事象来表述清楚,而是综合因素的表现,即民族关系的好坏是用不同的事件或因素来表现的。

在历史上,张家川回汉杂居的状况由来已久,除个别时期发生过民族仇杀外,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回汉民族是和睦的。在清同治以前,张家川回汉民族彼此互相援助,解衣送食,表现了亲如兄弟般的民族关系。同治年以后,这种友好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。如在清同治元年(1862年)闰八月,陕西固关回民千余人,因受清军和地方团练的胁迫,拔眷离境,越过关山来到张家川上磨村一带,他们向张家川东城的回族兄弟声援并请求收容,而东城内的回族人,恐怕自己卷入是非的浪潮,闭门不纳。固关回族迫不得已在上磨村附近露宿乞食。当时,上磨东山王家堡子的汉族人民,看到固关回族处于背井离乡、缺吃少住的困难境地,于是,便由汉族人王平安出面,一边慰藉固关逃出来的回族百姓,一边动员本村汉族人捐衣、捐面、捐粮油,他们给固关逃难的回族人送去了温暖。固关回族百姓非常感激王家堡的汉族人民,痛恨张家川东城回族人的绝情,于是就编了一首歌谣,来表达自己的复杂心情。这首歌谣唱道:

骑耕牛、过关山,大营扎在上磨川。张家川人太短见(指东城回族),关城门、藏米面,不如王家堡子王平安。王平安、真好汉,既送油、又送面,大牛拴在门外边。由你吃,由你站(住宿),同甘共苦度患难。

从这首歌谣所反映的事实看,当时固关回族百姓入甘是迫不得已,主要原因是为了逃避战乱,张家川东城回族人不收纳固关回族人是怕自己受株连,而王家堡的汉族对固关回族的关心,尤其从生活上给予接济是出于同情和怜悯。这样所形成的回汉民族关系是和睦的、友好的,这样的回汉民族能在生活上彼此给予帮助,他们所形成的回汉民族关系对今天都有影响。

清同治三年,李德仓率众揭竿而起,反抗清朝统治。清政府为了镇压这次起义,调集大军扑向张家川城,张家川城附近和固关的回族被迫集结于城内,他们积极准备应战。当时的统帅李朝顺(后被李德仓所替代)为了阻挠民族仇杀,他不但不主张应战,而且让张家川城内的汉族百姓出城,以免他们遭到涂炭,城内回族响应他的主张放出汉族百姓。这种回汉民族本无宿怨的举措,挽救了张家川城内汉族百姓的性命,同时避免了一场破城后的无谓牺牲。

当时,在李德仓领导的回族反清起义军队伍中,军营中表现出回汉民族团结的局面,因为许多汉族人民也加入了起义军营,他们与回族一道反抗清朝的血腥统治。据史料记载:“静宁州回目李德仓,盐官回目何士秀率静宁南北及盐官营十万人投诚……张瑞珍按册稽点,实得九万六千二百余人,其中汉民被胁从者三万一千五百余人,遣散回籍。其无归者尚千余人,今在潇何城以北至盐茶、豫旺城一路垦种荒田。”〔1〕(140)从这则史料分析,在李德仓率领的回民起义军中,至少有3万多人为汉族人,汉族人占起义军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,这个比例绝不是用胁迫手段所能达到的。这说明,李德仓在长达7年的反清斗争中,很重视自己军队中的民族关系,他注重回汉民族的团结,故此,他的军队中回汉民族精诚团结以抗清。这种回汉民族并肩战斗的历史得到了人们的认可。另据口承史料,李德仓回到张家川后,附近庄浪县万家沟门有1户汉族人,他把自己的亲生儿子过继给李德仓当嗣子,因此,附近秦安、庄浪的汉族和张家川内部一带的汉族人,每年阴历正月十三都要给李德仓过生日,汉族人自发组织社火队,成群结队、敲锣打鼓到张家川给李德仓贺寿。由于阴历正月十三是另一回民起义人物马化龙遇难的日子,张家川的回族在此日要举行悼念活动,一喜一悲的日子不协调,汉族人就把李德仓的贺寿日改为正月十四日了。这又说明,李德仓在反清起义过程中和返回张家川以后,与当地回汉民族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。

在民国时期,张家川回汉民族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,那就是团结和睦。值得称道的是,1916年,当龙山镇的回族人修建西清真大寺时,本镇的汉族人王殿